今天早上不知為何,又想到那位在雅思口試遇到,之後又在筆試遇到的以色列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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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遇見的女生]
今年開始在希伯來大學念MA,但其實雅思成績還沒達到標準。當時在台灣考了兩次的我,又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考了一次。
口試的時候,對面坐著一位女生看起來很緊張。我已經(算是)經驗老到,於是想要緩解一下她的緊張,這樣成績會比較好。
對到眼,微笑,打了招呼後就聊了起來。
我:「聊天會讓妳比較放鬆嗎?」
她:「(苦笑)當然會!」
因為時間有點久遠,記憶有點模糊了。
她也是希大的學生,來自以色列南部,讀中東政治相關的BA,考雅思為了要申請牛津大學。
牛津…(驚嚇),一下子level也太高。
很巧的是,在筆試考場也遇到了。考完之後,我們就一起去吃飯。
問她為什麼要去牛津,她說中東相關領域如果在以色列讀的話,優點是靠近研究對象,缺點是會有偏頗。當然英國不能說沒有偏頗,但BA已經在這裡讀了,MA就出去。
不知怎麼地,話題引到會不會擔心在國外有不適應的事情。
「我有點擔心在國外會遇到反閃事件,」她說。
那時間前後剛好網路上流傳一段在UCLA有人在課堂上示威、公開反閃的影片。
她再說,之前她和女性朋友一起旅行,在國外(忘記哪裡)的一間酒吧有男生過來搭訕。
「嘿妳們從哪裡來?」
「以色列。」
那位男生立刻掉頭走人。
並非大驚小怪,因為她的護照可是蓋滿了印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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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外交課的教授]
一位我很愛的教授教的是德國外交和移民融合政策。一位很愛開玩笑的教授。
她很愛開英國玩笑,說當德法在那邊手牽手、擁抱彼此拉近關係,英國樂得kept reluctant and drank tea,現在英國還是只想要keep calm and have biscuits,拒絕和歐洲黏成一糊。
講到移民,她提到,她的先生是1920前後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
她先生常哀怨地說:
“We (the family) were so rich, so rich in Russia! We couldn’t bring anything with us.”
她回:
“How do you know you were rich? There’s no document to prove it;)”
提到外交時小國都像牆頭草,看人說話;她說十多年前她在約旦教書,一次搭計程車,司機和她抱怨以色列政府對約旦不好、美國都挺以色列、俄羅斯比較好等等。
她全程附和:“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全班大笑。
「人在說實話有生命危險的時候,還是會選擇保命的。」
如果只是好笑大概也不會記得這麼清楚。笑完之後,仔細想想。原來身為猶太/以色列人,會有這種經驗,然後還可以當成笑話。大家笑是因為能理解背後的含意;也就是在以色列境外隱藏自己的身分,不致成為被歧視甚至被攻擊的目標。
提到二戰以來,德國和以色列長期在經濟和學術等密切合作、建立深刻關係。德以之間有許多共同合作項目,由雙方共同出資;當然,大部分都是德國出的錢。在課堂上,她和我們說了一件不久前發生的事。
那堂課的前一天,因為教授是這些共同項目的顧問之一,她出席了一場德國和以色列關於出資的協商。以色列預計出20%的錢,而德國出80%,但以色列希望說服德國出更多。會前,教授跟以色列外交官說,這絕對行不通,德國已經出夠多了,這不是援助而是共同合作計畫。外交官不聽,最後把場面搞得有點難堪。(雖然教授出來原場,說以色列可以自己找私人贊助)
有人問,外交官不聽勸,是不是因為基於過往經驗德國(基於大屠殺的補償心理)都願意出更多錢?
教授說:「聽著,我們都失去親人。但這已經不能成為藉口了。一個國家必須往前看,不能老是抓著過去。以色列和德國的關係必須正常化,一段長久的關係不能建立在創傷上。」
「聽著,我們都失去親人。」
教授用的是陳述事實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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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pa]
暑假時拿了學校獎學金到維也納學德文。
據我觀察,同行的學校同學中有很多都有雙重國籍:美以、以德、以奧、以俄…等等。
有一位同學頭上有戴Kippa。
出發前,有人跟我說她有點擔心那位同學在維也納的安危。因為奧地利在2018年才發生好幾起大大小小反閃事件,且極右政黨聲勢非但不減反日漸壯大。
剛到奧地利時他還戴著Kippa,之後就默默變成一頂帽子了。
他還是美國人呢!紐約土生土長、拿美國護照的。
你戴十字架項鍊嗎?佛珠?有因為這樣被毆打過嗎?
愛開玩笑的老師說,先生的弟弟在德國曾因為戴Kippa被打。
我有一個別針,設計是交叉的以色列和台灣國旗。
我也不太敢在維也納別在背包上,除非我做好應付危險的身心準備。當然,我的個性比較謹慎,想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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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反閃]
非常精簡地說,反閃主義(Anti-Semitism)在歐洲和一般用法中指的是反猶主義,雖然閃族也包括阿拉伯人。而這個「猶」不是猶太教的猶而是血緣上的猶太人。網路上有人說「因為猶太人掌握世界上大部分的財富、權力」或「因為猶太教導致猶太人太封閉沒有融入社會」等等造成反猶情結,但這些只是「可能的」「原因」、也可能是藉口。舉極端一點的例子,在納粹時期,最窮的猶太人、長得根本就是歐洲樣的猶太人、說得一口流利德文的猶太教授都是納粹的目標。
說到納粹,上學期我聽到一個關於奧地利極右政黨FPÖ的演講,講者是奧地利學者、記者、政治觀察家、猶太人。講者舉出許多FPÖ的反閃事件來證明他們基本上是「批著羊皮的狼」,嘴上不承認種族歧視但其實是民粹主義。我聽了之後和一位奧地利朋友說:「FPÖ的行徑根本就和納粹一樣!而且這個政黨的起源也和納粹有關!」
我把這個政黨跟納粹類比了大概三次後,奧地利朋友很嚴肅地告訴我,不,雖然他們是極右政黨,他們的反閃行徑也無庸置疑,但妳不能隨便拿來跟納粹來類比。當時我覺得他大驚小怪,但後來就漸漸懂了。
縱使納粹漠視人權、種族歧視是鐵證的事實,但不是所有歧視、無視人權的舉動都能說是納粹。如果所有無視人權的舉動都可以被說成納粹,那麼大屠殺也可以被平淡、輕微化,變得好像「只是種族歧視」,不是什麼天大之惡。反過來說,也不是所有的人權受害者都能類比成大屠殺受害者。
當然,你可以不同意,但反對之前,請確定你對大屠殺有足夠深刻的認識,否則這樣的類比只會暴露自己的無知和沒有同理心。也許,你聽過大屠殺很可怕,是人類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惡行,但我知道在你我心中,大屠殺都還只是個名詞。也許你聽過集中營,但你我都覺得那是歷史、是過去,就是一個可以去參觀的地點,四周長滿了草、也沒了惡臭味。
下一刻轉身,就可以愉快地往下個目的地出發了。
下個月回憶,參觀當下感受到的還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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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時間往前推。
班上有一位同學很高很瘦、臉頰凹陷,人很好,是開學後第一位過來和我講話的人。
學期間他要參加一個(應該是)大屠殺相關的研討會,地點在波蘭。
他跟我說過不只一兩次,他很焦慮。駑鈍的我還以為他是怕在台上講不好。有一次他又抱怨,為什麼這種研討會要辦在波蘭,交通也不方便,又第一次去,還要半夜搭飛機、在德國轉機、到波蘭後再坐火車。我安慰他,沒關係,就當做是經驗嘛!不用那麼焦慮。
他瘦削的臉轉向我,睜著眼睛:
「我全部的家人都在波蘭被謀殺了耶!」“My whole family was murdered in Poland!”
他繼續說,要回到這種地方很困難,雖然他也不想抗拒去波蘭的…
這一瞬間,我才知道我太驕傲了。
驕傲地以為讀了文獻、看了相關的電影就能理解別人的創傷;而我,甚至一點都沒敏銳到那非自願、隱隱的痛。
事實上,我還上過紀念大屠殺的課呢。
二戰70年後,創傷/加害等等的記憶和紀念變成一個需要被研究的領域。從一開始的噤聲、漠視,到否認、道歉、被害者化…等等,創傷相關的雙方和他們的後代都不停嘗試在纏繞打結的現實和心理中釐出一絲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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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臉書上看過一則發文,說是大家對以色列的同情心應該夠了吧!該停止了吧?
甚至暗指以色列根本就是今天二戰時的那個德國政權。
台灣的新聞標題也常只寫以色列又發了幾枚火箭。
剛看到的時候我差點生氣,覺得這種言論真扯。
不過,的確,只接收台灣新聞大概就會導致這樣的結論,甚至引起反以/反猶情緒。
媒體可以限制人的資訊接收程度、甚至操弄人,這種事情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卻又深陷其中。只看BBC或CNN就以為自己看了國際新聞的人、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傻傻分不清的人、只讀新聞標題的人卻覺得自己是正義、可以定義什麼是正義。
不可否認,我也以為我知道很多,足夠判斷是非。
但有時會突然意識到我的資訊仍不足、仍會主觀、甚至連同情同理都不夠。
人都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不是嗎?
但我們也都太驕傲了,不是嗎?
by Dorcas 11.2018/
作者簡介》
Dorcas 台灣女生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社會人文學院研究所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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